第687章 知易行难 (2/3)

倭国山阴地区，毛利、尼子、大内三家在他“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依旧内斗不休，无力他顾，大明在那里的存在已稳如磐石。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他陈恪一手推动的“开源”之策，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为这个古老的帝国输血。

内帑丰盈，国库压力骤减，连带着嘉靖皇帝的脸色似乎都红润了几分，朝野上下，一片“嘉靖中兴”的颂扬之声。

就连张居正大力推行的“考成法”，也因财政的宽裕而阻力大减，吏治效率确有提升，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漂亮了许多。

可陈恪的心，却如同这冬夜的月色，一片冰凉。

他拿起一份来自陕西的普通邸报，上面用简短的文字提及，去岁冬雪不足，今春恐有旱情，地方官已呈文请求减免税赋。

这样的消息，在如今“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显得微不足道，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无数捷报和祥瑞之中。

但陈恪却仿佛能透过这冰冷的文字，看到黄土高原上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农们，在得知旱情后的绝望。

他们租种着士绅豪强的土地，一年辛苦，大半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剩下的，还要应付朝廷的税赋和层出不穷的杂派。

风调雨顺时尚可勉强果腹，一旦遭灾，等待他们的，要么是卖儿鬻女，要么是借下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最终……或许就只有那条“揭竿而起”的绝路。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陈恪低声吟诵着这句古话。

历史上的明末农民起义，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绝非偶然。

那是底层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致后的总爆发。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的痼疾。

他在上海推行《工人权益法》，改善工匠待遇，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上海的繁荣建立在工商之上，工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稳住他们，就是稳住上海的根基。

而且，上海是他能够完全掌控的“试验田”，阻力相对较小。

但放眼整个大明，根基依然是农业。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决定这个帝国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

他曾经天真地以为，通过开海、通过海外掠夺，获取巨额财富反哺国内，就能缓解矛盾。

即便不能根本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至少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赈灾、去兴修水利，让底层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延缓矛盾的爆发。

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

从海外涌入的巨额白银，确实充盈了国库和内帑，但这些财富，如同水银泻地，大部分迅速被庞大的官僚体系、勋贵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商业资本所吸收。

朝廷拨款赈灾，经过层层盘剥，到了灾民手中十不存一；兴修水利的款项，也成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盛宴。

富者愈富，而贫者，并未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改善。

白银的流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底层百姓用铜钱交易的生活更加艰难。

这就像是一个绝望的循环：他拼命从外部输血，但这个帝国肌体内部的腐败和分配不公，使得这些血液根本无法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反而滋养了更多的肿瘤。

而且陈恪他本身就是特权阶级的一员，靖海侯，超品勋贵，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拥有庞大的田庄和来自皇帝赏赐的财富。

他若要改革，刀锋首先指向的，就是他自己所在的这个阶层。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自断根基。

一旦他试图触碰土地问题，触动士绅豪强的根本利益，那么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支持——来自嘉靖的信任、来自勋贵集团的联盟、甚至来自部分务实派文官的配合——都会瞬间土崩瓦解。

等待他的，将是比海瑞上《治安疏》更为凶险万倍的境地。

海瑞只是骂皇帝，而他若要动真格的，就是要砸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饭碗。

其次让陈恪担心的是军事改革。

新军的成功，确实证明了职业化的军队优于腐朽的卫所制。

九边和各地也开始效仿，编练新军。

但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