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苏轼(二)

米芾在书写大字时，强调“势”的运用。他提出的“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意味着无论大字还是小字，都需要具备相同的技巧和气势。他在书写小字时，如“跋尾书”，同样注重锋势备全，而在书写大字时，则需运用特殊的技巧来展现气势和力量。

“跋尾书”是指在书画作品或古籍上题写跋文的一种书法形式。跋文通常是对书画作品或古籍的评论、解释或补充说明，具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米芾是跋尾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北宋时期创作了许多跋尾书作品，如《褚摹兰亭序》跋赞。

《海岳名言》是米芾的书法理论，强调破除陈法，批评唐人“安排费工”，推崇晋人“天真超逸”。他认为“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主张自然书写中的内在平衡。

“米家山水”，其山水画以水墨点染为主，独创“米点皴”，表现江南烟雨朦胧之景，代表作《春山瑞松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开创文人写意山水新风，影响元代文人画发展。

米芾精于鉴赏，收藏晋唐名迹甚丰，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系统记录古代书画流传。他痴迷奇石，曾对巨石行礼拜称“石兄”，留下“米芾拜石”的典故。

米芾性情狂放，还充满了各种怪癖。他喜欢穿唐装，戴的帽子高得连轿子都进不去，于是他干脆把轿顶拆了，结果被好友晁以道嘲笑像坐囚车。

他还有严重的洁癖，只要用手碰过东西，立马洗手。仆人无论走到哪都带着几壶水，他洗手时直接往手上倒，洗完后也不用毛巾，两手拍干为止。

有次上朝时，米芾的朝靴被人踩了一下，忍到回家，他把朝靴洗了又洗，最后洗烂了才算完。

米芾担任太常博士，主持朝廷祭祀。祭祀时必须穿规定的祭服，米芾嫌祭服被人穿过，自己拿回去洗一遍又一遍，结果把祭服洗得变了色，自己也被罢了职。

宋徽宗召其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故称“米南宫”），但他一生醉心艺事，仕途非其所求。

其书法在元代受赵孟頫推崇；明代董其昌称其“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清代“八大山人”亦受其影响。

近现代书家如吴昌硕、启功均从米书中汲取养分。

米芾的“尚意”书风与苏轼、黄庭坚共同奠定了宋代书法重个性、轻法度的美学基调，其创新精神被视为中国艺术史上的“现代性”先驱。

米芾的艺术将天才的创造力与深厚的传统功底融为一体，其作品至今仍是学习行书的重要范本，而“米颠”的传奇形象亦成为文人特立独行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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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苏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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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1012—1067），字君谟，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家，福建兴化军仙游（今福建莆田）人。北宋官员、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

宋仁宗天圣八年，蔡襄登进士第，在朝为谏官时，以直言著称。后数度外出，历知泉州、福州、开封府事，所到之处皆有政绩。

蔡襄和蔡京是同宗兄弟，皆为福建莆田人。蔡襄为人正直，是北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位列“宋四家”之一。蔡京则是北宋末年的权相，以权谋著称，臭名远扬。

他是宋代书法“四大家”，书法以楷书、行书见长，风格端严温厚，承袭晋唐法度，被誉为“宋书殿军”，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蔡襄书法以晋唐为宗，尤重王羲之、虞世南、颜真卿，兼融唐代法度与晋人风韵。其楷书端庄稳健，行书流畅自然，草书虽不多见但亦见功力。苏轼评其“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

代表作《万安桥记》，为擘窠大字楷书，雄浑刚健，深得颜真卿笔意，被称为“大字鼻祖”。

《昼锦堂记碑》（河南安阳）用笔精到，结体严谨，章法疏朗，体现“颜筋柳骨”的融合。

《自书诗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为其行书巅峰之作，笔法灵动飘逸，墨色温润，尽显文人书卷气。

《扈从帖》《脚气帖》等尺牍小品，自然率意，兼具法度与性情，开宋代文人信札书法之先河。

蔡襄亦擅草书，传世《入春帖》笔势连绵，气韵贯通。他还复兴“飞白书”——一种笔画中留白的书体。宋仁宗曾命其书《孝经》飞白本，已失传。

蔡襄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任内修水利（如主持修建泉州万安桥）、兴文教，以勤政爱民著称，欧阳修赞其“清介刚正，天下称之”。

所著《茶录》是中国首部系统论述建安茶文化的专著，详述茶器、茶艺与品鉴，推动宋代茶文化发展。他监制的“小龙团”茶饼被列为贡品，名动一时。

蔡襄书法在宋代即被尊为典范，欧阳修称“蔡君谟独步当世”，苏轼誉其“为本朝第一”。

其书风虽偏重传统法度，但为后来苏轼、黄庭坚等人“尚意”书风的创新奠定基础，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徵明均受其影响。

与米芾的狂放、黄庭坚的奇崛相比，蔡襄更显中和之美，体现了宋代文人“文质彬彬”的理想人格。

蔡襄的书法与人格被视为“儒者之书”的典范，其作品至今仍是学习晋唐笔法的典范。他不仅以艺术成就留名青史，更以政治清廉、学术精深的“士大夫精神”成为宋代文化全才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