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遥祭的陌生人 (3/6)

上海解放初期，为了整顿治安，曾对舞厅、妓院等「特种行业」做过登记。市公安局档案室里，堆着几大箱泛黄的登记表，上面记录着每个舞女的姓名、年龄、籍贯、从业舞厅。

吴一竹带着两个助手，一头扎进了档案室。夏天的档案室像个蒸笼，风扇吱呀作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们一张张翻，把所有浙江籍舞女的名字抄在纸上，最后数了数，整整

723

个。

「723

个，怎么查？」一个年轻助手揉着发酸的肩膀问。

吴一竹指着登记表上的「从业舞厅」一栏：「先查她们待过的舞厅，找老板问。老板对舞女的私生活最清楚。」

723

个舞女，分散在

39

家舞厅。侦查员们兵分几路，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有的舞厅早就关了，老板去了香港；有的老板被判刑，在监狱里劳改；还有的老板改了行，开起了杂货铺。

二十天后，排查范围缩小到三家舞厅的三个舞女身上。

第一个叫石春平，34

岁，宁波人，曾在「逍遥厅」当舞女。老板说她

1941

年嫁给了一个姓李的北方商人，那商人常去北方，偶尔回上海，邻居说见过他带枪。

第二个叫王巧玲，32

岁，象山人，在「百乐门」待过。她

1942

年跟一个姓陈的男人结婚，1953

年离婚，那姓陈的后来去了台湾。

第三个叫贾贤珠，34

岁，江山人，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开了家胭脂店。老板说她

1945

年结婚，丈夫是个「会说日语的神秘男人」，婚礼上还有日本军官出席。

吴一竹把三个人的资料摊在桌上，反复比对。「石春平的丈夫带枪，可疑；贾贤珠的丈夫有日本关系，更可疑。」他决定先查石春平。

卢湾区一所小学的传达室里，石春平正在给自行车打气。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校工。看到吴一竹亮出的证件，她手里的打气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李……

李某是我丈夫，」她声音发颤，「但他

1951

年就被抓了，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吴一竹盯着她的眼睛：「你确定？」

石春平转身从传达室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信，信封上的邮戳都是「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是他写的，」她说，「他以前是汪伪政府的人，抗战胜利后躲在上海，解放后被南京方面抓走了。」

第二天，吴一竹带着助手去了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档案显示，李某确实在押，从未越狱。见到李某本人时，吴一竹松了口气

——

这人身高一米八，高鼻梁，跟徐永清描述的「矮个子、眼角有痣」的河下谷清完全不像。

排除了石春平，侦查员们又找到了王巧玲。她住在一间逼仄的阁楼里，说起前夫陈某，眼神里满是怨怼：「他是中统特务，1949

年跑台湾了，再也没回来。」她拿出的离婚证上，陈某的照片是个方脸壮汉，也不符合特征。

最后剩下贾贤珠。她住在打浦桥一栋老式石库门里，侦查员找上门时，她正在给窗台上的月季浇水。看到穿制服的人，她手里的水壶晃了一下，水洒在地上。

「你们找我？」她转过身，脸上努力挤出笑容，但眼神里的惊慌藏不住。

「想问问你前夫的事，」吴一竹说，「他叫什么？是哪里人？」

「他叫曾福山，」贾贤珠低下头，手指绞着围裙，「日本福冈人，他父亲是中国留学生，娶了日本老婆。1945

年我们结婚，1949

年他回日本了，我们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