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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手工制作的银汤匙的商业价值大约为10—20美元，其适用性——按照这个词的原意——并不比机器制造的银汤匙更强。它或许并没有更适用……即使没有忽视其所有用途，也至少忽视了这个昂贵的银匙的主要用途之一，这个手工制作的银汤匙迎合了我们的品位和审美……手工制作的银汤匙的材料价值比那些贱价金属高出百倍，但从质感或色泽的真正美感上而言，前者并没有远胜于后者，在机械的适用性上，前者也并没有明显优于后者。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

20世纪20年代，缪丽尔·布里斯托尔*（Muriel

Bristol）参加了在英国剑桥举办的一次夏季午后茶话会。茶话会的座上宾是一群教授及其太太们。在这样特别的场合，茶话会主人先给布里斯托尔倒了一杯茶，然后加了一些牛奶。布里斯托尔却对此表示不满，她解释说自己喜欢“先加牛奶”，这样茶味更佳。尽管在座的其他人都表示怀疑，布里斯托尔却坚称自己能分辨出其中差别。同为座上宾的罗纳德·艾尔默·费希尔（Ronald

Aylmer

Fisher）此时冒出一个想法。这位费希尔先生后来不仅晋爵为“费希尔爵士”，还凭借著名的《实验设计》（The

Design

of

Experiments）一书成为现代经验统计学之父。费希尔的想法就是，同时泡8杯茶，其中4杯“先加牛奶”，另外4杯则先倒入茶，如果这位女士能正确分辨其中差别，那么就证明她是对的（仅凭猜测侥幸猜对的概率只有1/70）。费希尔与其他在座宾客一样，认为布里斯托尔可能会输掉测试。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布里斯托尔对于茶的敏锐判断是建立在错误的美感和味觉基础上，而非现实基础。可结果是，布里斯托尔正确地指出了每杯茶中茶与牛奶的添加顺序。

费希尔的这一实验后来进一步发展，改变了统计学和现代科学（它成为测试“零假设”的基础）[1]，不过在当时，如果一个人的喝茶习惯中没有植入有关身份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学理念，这个实验未必可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牛奶的添加顺序就一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选择哪一种添加顺序暗示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

而这一切都可以从餐具由何制作而成得出结论。在维多利亚时代，如果先倒入热茶，质地较差的茶杯很容易开裂。先倒入牛奶则可以降低茶杯裂开的风险。然而，那些富人买得起精致的瓷器，能够承受茶的热度，所以后加牛奶就成为一个人经济地位得到提升的信号[2]。事实上，茶和牛奶的添加顺序这样的实际问题，更多反映的是阶级而非口感问题。毕竟，那些拥有精致瓷器的人会用后加入牛奶这一行为，来展现这种奢侈的享受。正如表现那个时代风情的著名英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中的男家政服务人员所言：“我们这些楼下的人先加牛奶，而那些楼上的人则后加牛奶。”

甚至到了几乎所有餐具的质量都已经好到足以承受热茶的当代，先加牛奶仍然是社会阶级的标志。20世纪英国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特别使用“M.I.F.”†来形容较低阶级的人，而大众媒体也仍然讽刺性地使用这一短语形容工人阶级或那些不具备良好社交技能的人。今天，英国知名茶叶供应商福南梅森（Fortnum&Mason）仍然把这个选择问题描述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并在其网站发表长篇大论讨论如何喝茶。

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选择行为——如此微妙而又无伤大雅——怎么就被放大成了阶级的象征？一直以来，表面上看起来的实际问题都已发展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在客厅展示药品就是一个人能看得起医生、买得起药的标志。在大革命前的巴黎，蜡烛十分稀有，价格昂贵，即使后来用蜡烛照明（再后来是电）变得更普遍，晚餐时的烛光仍然是品位与血统的标志[3]。这与弃用纸餐巾（可摆脱清洗的麻烦）而选用布餐巾是一个道理。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其社会意义。我们的童年、家庭生活、收入档次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交圈，都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以及在大小不同层面如何与世界互动。无论喜欢与否，在行为和物质两方面，我们都泄露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正如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作品《区隔》（Distinction）中观察到的那样，身份地位从平凡的文化形式和符号中产生，但究其根本，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产生。

身份地位总是令我们着迷。前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对此观察最入微的或许是伟大的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女爵士（Dame

Mary

Douglas），最近的观察成果则是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的著作《消费：疯狂还是理智》（Consum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我们获得的东西和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东西往往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身份地位。其中当然不乏昂贵之物——好地段的大房子、跑车、精致瓷器和奢华腕表。然而，甚至连小小的礼貌问题也传达出某种教养或生活方式——寄送手写便条而非电子邮件、用餐结束后摆放餐具的方式、给我们所爱的人送鲜花等等。几乎所有这些行为都体现了社会地位，并且有赖于对有形商品的使用以及如何以一种特定方式使用它们的技能。或许就像道格拉斯在她的著作《商品世界》（The

World

of

Goods）中所言：“在一个信息系统里，商品可以说既是硬件也是软件……满足生理需求的商品——食物和饮料——所承担的意义不比芭蕾或诗歌少。”[4]

我们为了彰显身份地位而进行的商品消费同样也不应受到轻视，或者仅被视为一种肤浅的故作姿态。消费是我们从个体以及相对于社会团体（作为其中一员和局外人，有时候同时兼具这两种身份）的角度，定义我们自身的方法之一。我们需要把商品消费当作人类社会系统的复杂组成部分。“商品……和消费”，道格拉斯在其书中写道，“被人为地从整个社会系统中剥离出来”。正如我们的工作或家庭结构塑造了我们一样，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学到的行为准则也在塑造我们。我们必须把消费视为远比其表面可见的形式更具深意的信号标志。[5]

有闲阶级论

或许没人能比社会评论家、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更精准地捕捉和阐释消费的社会意义。凡勃伦创作于19世纪末的《有闲阶级论》是一部拥有决定意义的力作，准确论述了物质商品和身份地位之间的关系。在“镀金时代”‡的鼎盛时期，工业革命的胜利紧随其后，凡勃伦的作品成为其所处时代的标志。他成为“进步时代”§的主要思想家和受欢迎的批评家，针对资本财富带来的利润、消费和浪费极尽嘲弄之能事。凡勃伦以“炫耀性消费”概念为人所熟知，这种消费指通过特定商品的使用来展现身份地位。凡勃伦将批评的矛头主要对准了“有闲阶级”，这是一群富有而又无所事事的人，不断通过物质商品消费来展示其社会和经济地位，其中许多消费品毫无实际功用可言。[6]

凡勃伦的理论引发众怒——他将整个社会阶层斥为无用肤浅之徒，并且指责其几乎只对特定社会等级和暗示做出反应。而H.L.门肯（H.L.

Mencken）¶反驳道：“我喜欢一个漂亮的浴缸，是因为我知道约翰·史密斯**买不起，还是因为我爱干净？我欣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是因为国会议员和卫理公会派教徒无法理解它，还是单纯因为我热爱音乐？”[7]

《有闲阶级论》对社会上层阶级进行了严厉批评，挑战了正统经济理论，而这种理论恰好深深根植于那些通过消费来最大化金钱价值的人们心中。[8]凡勃伦直面消费的传统观念，指出竞争和模仿会激发消费习惯，而且大多为非理性和浪费性消费。凡勃伦对于有闲阶级炫耀性消费的著名例证是对手工制作银汤匙的使用。其他材料或机器制作的这类餐具当然也能使用，而且看起来与其昂贵的同类产品毫无差别，但银汤匙类餐具的使用能向其他人展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级地位。凡勃伦还别有用心地对无端使用手杖和紧身胸衣的行为进行了观察，前者暗示了一个男人不需要用手干活，而后者的束缚是如此之紧，也就意味着女人不可能工作。只有那些有闲阶级才有能力获得并实际使用这类商品。这一令凡勃伦毁誉参半的独特评论一百多年后仍然意义重大。[9]过去两百年来，《有闲阶级论》一直是经济思想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0]

虽然凡勃伦以其对炫耀性消费的批评而闻名，但他对身份地位的研究远比其对理论的传统概述更为复杂和深入。[11]凡勃伦的重要论点是，对社会分工和分层的认识是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所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比他给予这个世界的任何价值或功用更重要。讽刺的是，对高级社会地位的展示（通过消费、休闲和非金钱主导的活动）常常又是通过展示物质和行为的无用性来实现。凡勃伦还对“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浪费”这两种现象进行了观察，前者包括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出国旅游、参加体育活动、花时间做无用的事等，后者则包括无谓地使用服务人员或家庭帮佣。花时间做一些明显无生产目的的事情是上层阶级才能有的选择。无论是一个人本身缺乏功用，还是其商品缺乏用处，都是其身份地位的显著标志。在凡勃伦看来，银汤匙和一个人通过手杖或紧身胸衣体现的无用性，都表明外表比真正的幸福或舒适重要。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一样，凡勃伦把经济看成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12]他相信，经济提供了基础结构框架，而整个社会都在此基础上诞生、形成和互相作用。因此，我们所消费的东西、消费所体现的经济方式和其他人对我们的消费的观察，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地位。

一百年后，炫耀性消费仍然被用来形容这种特殊经济和社会行为。但与凡勃伦所处的时代相比，社会和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出现新的消费和行为模式来展现社会地位。在凡勃伦创作《有闲阶级论》百年后，科技领域的巨变和全球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消费。工业革命和尖端制造业都催生出中产阶级，并降低了物质商品的制造成本，炫耀性消费也因此成为主流行为。与此同时，新精英阶层取代了有闲阶级，这一新兴阶层以精英教育为基础，主要由其所获得的知识和文化来定义，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再那么显而易见。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标准和价值观。他们工作时间更长，而且其精英教育和文化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向物质消费敞开大门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不平等。[13]但阶级之间的距离并不能由人们所拥有的东西来简单定义。这些改变已经使得工作、休闲、消费习惯和消费与身份地位之间的关系形态发生改变。尽管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的“奢侈的民主化”似乎真实存在，但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进一步拉开了精英阶层与其他人的距离。

社会的种种变革和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使得身份地位的意义与实现和消费一起在21世纪发生了改变。今天的消费是什么样的？它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什么改变？我们的性别、种族、职业和居住地如何影响我们的消费？如果现在大家都能轻易获得物质商品，那么财富阶层如何保持其身份地位？如果凡勃伦来到21世纪，他会说些什么？本书就是关于这些改变，以及在这些改变的影响之下，我们的钱花在哪里，时间花在哪里，又是如何通过大大小小的方面展示我们的地位。

但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身份地位如何长期占据了人类文明的中心。

炫耀性消费的历史

虽然炫耀性消费看起来像是资本化之下后工业革命的奇观，但实际上，早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就已经陷入身份地位之战。凡勃伦认为其在20世纪初所观察到的许多现象，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存在。[14]

安德鲁·华莱士—哈德里尔（Andrew

Wallace-Hadrill）对于古罗马社会的研究表明，炫耀性消费早在公元79年就已盛行。在还没有平板电视和低廉的汽车月供模糊阶级分界线的时代，不那么富裕的人就已经在模仿更高阶层的人。华莱士—哈德里尔还对早期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家庭的住宅大小、房间数量等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尽管很少见，但还是能在非常小的住宅里，找到与出现在豪华住宅里一样的身份地位象征物。”[15]他曾指出，装饰风格就是一种非常基础的身份地位象征，富人们会通过它展现身份地位，而穷人则会效仿，哪怕其住房空间狭小，且毫无必要进行这种展示。后来在罗马帝国时期，随着罗马的日益富裕和强大，装饰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并且变得更大众化。有抱负的平民越来越有意识地模仿富人的习惯。不过华莱士—哈德里尔同时也注意到，较低阶层的人虽然可以模仿装饰的形式，社会精英和不那么富有的人所使用的装饰的品质差异却越来越大，这表明由于炫耀性商品本身不再具有彰显身份的作用，精英阶层转而通过使用稀有材料或非同寻常的方法来树立其地位。当时马赛克装饰很难制作，不太可能造假，没有正确的技术和材料根本无法模仿，因此它仍然是房主精英地位的罕见标志。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上层阶级住宅对玻璃凸窗和彩色玻璃的使用，也是通过对稀有材料的使用来展示其身份地位。[16]而这些上层阶级住宅又借鉴了英格兰庄园豪宅的建筑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