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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传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W．L．贝尔斯先生出生于1897年，那时中国的清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的这部著作于1937年出版于上海，那时他整整40岁，应该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开始全面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的著作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代出版，向世人展示一位中国杰出军人的奋斗经历，着重描述了他如何领导一支钢铁般的军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想必对于提高中国人的抗战斗志，会有很大的鼓舞。然而战争年代的中国人也许没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这样一个文化现象，而在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直到今天也未曾看到此书的中文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同样遗憾的是，除了在本书前言中作者所做的自我介绍以外，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竟然也无法得知这位美国军人和学者的其他生平事迹。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于西方人而言总是显得神秘而深奥。但是西方的学者一旦把探究的目光深入到这个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领域，就会有一些令中国人颇为诧异的发现。他们的讲述和评论，立刻就有了东西方文化比照的趣味，令我们觉得故纸堆里吹进了一股清风。换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对我们的思维无疑是很好的启迪。贝尔斯先生作为一名来自西方的中文学者，同样给了我们如此的惊喜。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感到了新发现带来的兴奋，相信读者会有同感。

贝尔斯先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也是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声名卓著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朋友。他的著作时刻在提醒我们：他是一位关心中国的美国军官。他能从左宗棠年谱记流水账一般的记述中总结出这位清代将军的军事才干和战略战术特点，甚至对他的每一次作战加以精彩的评点，而且据此绘制出大致准确的作战示意图，这实在令人钦佩，尤其会使未曾涉足军事领域的平民大为惊叹。他的这种评论，在有关左宗棠的所有中文研究资料中是极难见到的。

贝尔斯先生在此书中大量引用了外国人研究左宗棠、曾国藩、湘军、太平天国、清朝末期以及中国大西北的著作，给关注这些焦点的人提供了新鲜而异样的角度。其中有关外国人与左宗棠接触的生动描述，不仅有助于说明这位中国巨人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而且可读性极强，显得尤为珍贵。

本书中引用的左宗棠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奏稿与书信，贝尔斯先生做了“比较随意”的翻译，显然没有与原文一一对应，但意思与原文非常贴近。若按照他的译文翻译为中文，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但我认为，既然引文本是中文，而本书的主要读者又是中国人，如果将引文直接还原，也许更有利于阅读和研究，因此我比照引文的段落，将奏稿与书信的对应部分直接录入，而没有严格遵守贝尔斯先生的翻译，却完全对得上他所引用的原著。我在翻译中如此处理摘自奏稿与书信的引文时，左宗棠的原著一律取材于岳麓书社1996年7月出版的《左宗棠全集》，其余少量奏稿与书信，也分别取材于国内的各种中文出版物，正文中不再一一标明出处，而贝尔斯先生所标明的出处也未译出。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前言》中有关将中文专有名词（人名与地名）如何翻译为英文的说明，由于对中文读者已无意义，故没有译出；译者对原著各章节的标题略有改动，以便读者更容易把握各章与各节的主题。

译者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俾重印或再版时改正，在此先致谢忱。译者联系方式为：电子邮箱，jiqing@,

QQ号，7000901。

王纪卿

2011年1月

献给我的妻子

W.

L.贝尔斯

前言（1）

左宗棠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他出身贫寒，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经历了许多磨难，人过中年才踏上仕途，靠着自己的才干，登上了清朝政府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位。他未曾接受职业军人的教育和早期训练，但他成为他那一代中国人中首屈一指的军人。他不仅在他的祖国打造的所有最伟大的斗士中赢得了显著的地位，而且还成就了一个大政治家的伟业。他在遭到战争破坏的广袤土地上致力于安抚和重建，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左宗棠跟外国人交往不多，他工作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观察家的视线。他在大清帝国的西征中创下的丰功伟业，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只是偶然被人提及。有人说他“排外”，这个字眼对于19世纪末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而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涵义。这种评价没有成为促使人们对其生平产生兴趣的显著动力。

左宗棠去世后的大约二十五年间，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清帝国的衰亡，这个趋势进一步掩盖了左宗棠为了挽救帝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旧政权寿终正寝以后的社会进程，自然会聚焦于当代的事件，淡化了那些为明显已经失败的事业而贡献力量的名人们所做的努力。于是左宗棠很少受到关注，几近被人遗忘。

在当时的环境下，左宗棠的生活与奋斗被中国人搁置到一边。他于1885年去世之后的若干年内，整个帝国都在缅怀他，歌颂他的功绩，但是随着旧政权的消亡，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高涨的革命热情形成一股大潮，把矛头指向上一代的伟人，因为他们服务于异族人的王朝。推翻了清朝统治的那场起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汉人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这一代人，很难指望他们赞赏那些把源流运动打败的人们所做的勋业。然而，尽管本世纪的这场革命无疑在某些方面植根于太平天国运动，但两者的理念相去甚远。太平天国的目标是推翻一个朝代，而不是推翻一种体制。

由于时间的冷却效应，近来可以看出一种趋势，中国人在用比较冷静的眼光考察上个世纪的领袖人物。对于左宗棠、曾国藩及其同代人的生平和奋斗的兴趣正在逐步升温。

左宗棠是一位儒家学者，毕生致力于增进对儒学的理解并贴近儒家的生活方式。他无私奉献的对象是忠君爱国的理念，而不是清朝。中国的儒学体系可以追溯到孔子，它渗入中国的灵魂，比任何对应的体系在任何其他国土上的影响，为时更长并且更为透彻。未来的情况不好断言，但可以大胆断言的是，在过去，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的生平奋斗受到儒家学说的鼓舞和指导，他就不会被后人长久地钉在耻辱柱上。

在偶然查阅有关中国的西北和新疆南部与中部的文献时，我对左宗棠产生了兴趣。此人在收获季节之间指挥一系列征战，为大清帝国收复了大西北的省份。在下一次进军之前，他按兵不动，留下足够的时间为部队播种和收获粮食。然而，关于左宗棠这种新奇的战法，能够找到的英语文献实在太少，只能在汉语文献中寻找有关西征的较为完备的资料。本书的部分初稿是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的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的部分成果，标题为《左宗棠与平回》。

论文涉及左宗棠在西北的征战，用较小的篇幅介绍了他早期对太平天国的征战和当时的大致背景。本书在该论文的基础上，对其早期的征战和生平中的一些阶段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补充原来的不足。我又增添了一章作为引言，概述19世纪的中国政府、科举制度、财政体系和军队。又增补了其他章节，介绍初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的回民，以及阿古柏政权。此外，有关平回的部分做了改写。谨以此书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左宗棠。

前言（2）

本书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一份彻底的研究材料而提交出版的。有关左宗棠的生平、他参与过的事件以及当时的大致背景，存在大量有效的中文史料，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通读。本书的记述类似于对《左文襄公全集》所收年谱所做的文摘。该文集是由杨书霖花费大约4年的时间，采用为撰写《年谱》而搜集的资料编辑而成。《年谱》共10卷，逐年逐月地记述了左宗棠的生平，从他在1812年出生，直至于1885年逝世。本书的编年史部分根据大清典史馆编纂的官方左宗棠传记做了增补，随处节录参考文献中的其他中文资料，以及外国人著作中的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大大受益于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黑尔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当然只能附带地记述左宗棠的生平，希望本书通过扩展对左宗棠一生的记述，能对这项研究略有增益。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内容，我只是把这场伟大的运动简略地记述到1860年。从1860年到运动结束，我强调了左宗棠扮演的角色。如此处理自然难免忽略这场运动的各个方面，只能把重点放在局部而非整体。对于传记作品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先天的缺陷。大多数记述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著作，都是讨论某些特定的阶段和其中的某些特定人物。早期的研究几乎全部聚焦于某些外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从1860年以后融入了一系列事件。这些研究倾向于夸大外国人在结束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较近的研究者开始觉醒，对汉人参与者产生了兴趣，但要就他们在镇压太平军时所发挥的作用给出恰当的评价，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这场运动的研究越是深入，这个角色就会越显重要。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湖南省政府给予曾国藩湘军的援助，哪怕少了一点点，对帝国的事业而言无疑都是致命的。而在那几年中，左宗棠处在该省政府中准官员的位置上，成为湖南省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影响力对于支持湘军是不可缺少的。

本书摘译了左宗棠的一些奏稿和书信，借以反映他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他如何把握中国当时的各种情势。据我所知，这是翻译左宗棠奏稿和书信的首次尝试。译文是比较随意的，但我相信非常接近原文作者的意思。本书中所有的汉译英都是我本人完成的，其中存在的错讹都由我自己负责。李秀成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述于1865年由雷先生翻译为《忠王自传》。这个译本现在非常罕见，我无法得到一本。本书中有关太平天国初期的文摘都是我根据汉文本摘译的。

中国人名和地名的罗马拼音化，在本书中存在大量的前后不一。就人名而言，我试图采用如今用于北京方言的拼音，或称国语发音。就地名而言，我一般采用丁格尔编撰的《中国新地图和地名辞典》中所提供的拼法。大多数地名都标注在正文所附的各种地图上。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中文学院的院长W.

B.佩图斯博士，他曾给予我慷慨而不懈的鼓励。我还要感谢该院图书室和中文教研室给我的宝贵帮助。中文学院的图书室主任F.

D.舒尔西斯博士为我审读手稿，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意见；美军的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对这部作品兴趣盎然，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多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对他们的帮助，我要特别致谢。

惟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我对中文学院的中国老师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他有巨大的个人魅力，坚忍的耐力，对祖国的历史持有深刻的见解，以稀有的热情引导人们理解伟大的中国历史。为了让我通晓为本书打下基础的汉语文献，他付出了不可或缺的耐力、兴趣和鼓励。本书获得的任何赞赏，都要归功于王先生。不过，由于他对英语完全陌生，所以他不对本书存在的大量缺陷负责。

本书只是初步的寻踪，探索一位伟大军人和政治家的足迹，他的生命历程，处于中国迅速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左宗棠的重要性，随着人们对他生平奋斗的认识加深，将会与时俱增。他的个性扎根于旧中国，但他的人生观是新鲜的。他以顽强的搏斗存活于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法则中。他的成功虽然从现在看来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有局限性，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从另一个周期的有利角度来看，情况会有所不同。左宗棠穷尽一生努力效法的诸葛亮，他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然而他已经成为许多代中国同胞的一个象征。用儒家的标准衡量，只有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取得成就，才是最高的成功。希望这本入门读物能够抛砖引玉，有助于素质更高的读者更深入地研究丰富的史料，更清晰地阐释这个杰出男人的一生。

W.

L.贝尔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1937年2月

19世纪的中华帝国（1）

1.盛衰两极

19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到了世纪末，中国进入了衰败的最后阶段。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从事撰述的中国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从本国的历史中总结出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规律。早在司马迁的时代，这就是一个反复了多次的过程。另一位中国名人欧阳修在公元11世纪从事著述，感叹人类大业的荣衰，往往被称为天意，实际上却是人为。19世纪的中国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衰落的周期。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一个王朝解体时总是如此。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垂死挣扎。它能苟延残喘地活过那个世纪，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主要是由少数伟大人物的英勇努力所创造的，他们当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将军。

大清王朝凭借阴谋和武力于1644年诞生在分裂式微的中国，这是明朝的软弱和失策导致的结果。新的王朝得益于几代精力旺盛、卓有才干的统治者的治理，中国再次成为伟大强盛的帝国，在满人乾隆大帝的统治下达到辉煌的巅峰。乾隆于1736年登基，于1796年逊位，不愿比他那位杰出的祖父康熙在位更久。他的儿子嘉庆从他手里接过皇权，但乾隆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帝国，直到他于1799年去世。乾隆的谢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辉煌的时代。乾隆开创性的治国之才奠定了强大的大清帝国，但他的继承者们跟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属于不同的类型。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丧失活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而这个过程如今已经完结。后来的满人继承了皇位，但未能继承乾隆那份特有的精神遗产，以及他非同寻常的坚忍。

乾隆去世时，中华帝国拥有最广阔的版图。它包括我们如今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所有的区域，其中有满洲、蒙古、新疆以及西藏。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有一片地区属于中国，它的面积相当于或大于满洲。新疆向西延伸到巴尔喀什湖，而浩罕国或费尔干纳承认中国的分封。尼泊尔、缅甸、安南、暹罗和高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虽然北京对于西南亚和高丽的事务在当时更多的是名义上的影响。这个强大的帝国大致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形状，它的底边是一条海岸线，从南边的印度支那延伸到北边的鄂霍茨克海，它的顶角在中亚的浩罕。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财富最丰的帝国。

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国家。在国内一些遥远的区域存在不安定的因素，甚至在政府从来未能有效控制的土著部落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土著部落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但是就一个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帝国而言，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全面安定的局面。尽管乾隆发动过征战，国库仍然充盈，没有欠下公债。中国人享有很高的物质繁荣，生活水平高于那个时期的所有其他国度。政府机器结构严密，同19世纪初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有效地运转。

中华帝国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望。欧洲人那时对中国的看法，跟半个世纪之后完全不同。欧洲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熟悉了中国文化。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取得的成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著作在18世纪已经流传颇广，因此直到下一个世纪的早期，中国的事物在欧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早期的这些著作者训练有素，能够记载并讲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质。就物质文明而言，欧洲人较之中国人没有明显的优越性。机器时代的迅猛发展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在欧洲与中国的工业效率和军事力量之间拉开很长的距离。随着欧洲与中国在19世纪日益频繁的接触，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才逐渐明显起来。而且，审视中国的这些后来的观察家，与那些学者型的耶稣会会员属于不同的类型。他们是头脑精明的生意人，把这个国家描绘成一幅不同的图画。不过，公允地说，在1800年，两者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并非很大，当时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地发动对华战争。

19世纪的中华帝国（2）

然而，西方国家正在创造性活动中享受极大的刺激，在机械生产线上尤其兴奋，而中国人却满足于他们的现状。结果西方国家在这些对于战争至关重要的领域里很快就把中国人甩在了身后。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产生了绝对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中华帝国的力量开始急遽衰退，不完全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同时还有一些综合因素。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使他们不愿承认帝国力量的衰减，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嘉庆皇帝不具备他那位著名的父亲因以备享尊荣的才干。他是一个软弱的男人，耽溺于宫廷的享乐，心胸狭窄，容不下批评言论，花费很多心思去处罚令他不愉快的官员，忽略了治理帝国的大业。不久，这个国家之内相距遥远的一些局部地区开始爆发动乱。汉人当中存在大量与清朝统治无法和谐的因素。

人口的显著增长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在乾隆皇帝登基的1736年，中国的人口统计为1亿2千5百万，1812年的人口统计为3亿6千2百万。我们对这两个统计数字的精确度无妨置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异常迅猛。上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伴随有显著的人口增长，这种趋势得到了供应增长的补偿，但是中国没有。在这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新的生产领域，足以维持增长出来的那一部分人口的生存。人口对于有效生存资料的压力，一直是与国家的安定和秩序密切相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饥荒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动乱和盗抢随之而起。